蘇軾《前赤壁賦》自誕生以來，便以如詩如畫的意境、清新流暢的語言、含而不露的情感和超然玄妙的理趣穿越時空的阻隔，倍受世人的喜愛和賞讀。自古及今，對該賦的研究和評點甚眾，賞析視野寬廣，解讀手段殊異。如有從文學角度品讀其生動形象的語言美，押韻與對仗兼具的聲韻美，寫景、抒情和議論相生的藝術(shù)美；有從哲學視角參悟其變與不變、取與不取的哲理美；有立足美學層面，從對自然美的審美體驗出發(fā)，從審美初感（觸、聽、視、感覺）到神與物游的會心（主客體若即若離）再到暢神與超越（主客體共融共生）三個逐層遞進的審美階段予以闡釋讀者內(nèi)在的審美歷程；有的則從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系統(tǒng)理論入手，來解構(gòu)作者復雜而矛盾的精神世界�！扒叭酥�述備矣”，不敢與之比肩。本文擬從文化學視域，以儒家思想與道家文化的沖突與共融來研讀此文。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月出于東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黃江，水光接天”，作品一開篇，便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明月照山崗、流光正徘徊的秋月美景圖。那清風拂面、水波微微的愜意享受，那白霧陳江、水天一色的雄奇壯闊，是“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身心疲憊之士所神往和震撼的。蘇軾于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至今已過去整整兩年，雖然自己無端受屈，含冤遭謫，身處僻地，但所幸的是黃州地方官吏欽慕他的為人與俊才，非但不加以管束，還常常任他在管區(qū)內(nèi)縱情游山觀水，因此，身陷囹圄、吃了官司的蘇軾才得以待罪之身享受到正常人的自由生活。這種對山水的熱愛，對自然的親近，是他一生的秉性和追求。閑適的山水之趣和淡遠的自然之樂可以從他的一系列詩詞中尋覓到蹤跡：在《郁孤臺》中，他對可愛的山水作如此形象描述“山為翠峰涌，水作玉虹流” ；在《江城子之三》，他寫到：“鳳凰山下雨出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大有靖節(jié)先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真意。同時，他的夜游之意興也非同尋常，寫于同一時期的《記承天寺夜游》就足可明證。“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其實，這種崇尚自然，以自然為宗，“復歸于樸”的生活態(tài)度正是老莊哲學在作者心靈的投射。

既有如此山水風月美景相伴，又難得如此興致盎然，何不引吭高歌一曲呢?歌吟什么呢？誦的是“明月之詩”，歌的是“竊窕之章”。這首詩出自《詩經(jīng)·陳風·月出》，寫一個男子在月下懷念美人，情思婉轉(zhuǎn)，節(jié)奏優(yōu)美，是一首別具風格的雙聲疊韻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瀏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作者此時此景為何聯(lián)想到奕奕生輝的明月和婀娜多姿的美人？或許是由眼前之月就近聯(lián)想到詩中之月，由現(xiàn)實美景神思到書中美人，但對高潔品行的渴望，對自己如明月般澄澈通透人格的捍衛(wèi)，對如美人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追尋，不能不說是蘇軾此時內(nèi)心的另一種呈現(xiàn)。這種匡時濟世、建功立業(yè)的儒家理想如今已經(jīng)被殘酷無情的現(xiàn)實擊得粉碎，與其無謂嗟嘆，自尋煩惱，還不如寄情山水，暫得一樂。于是乎，“馮虛御風，羽化而登仙”便成為解脫自我、放飛心靈的精神暢游。據(jù)《莊子·逍遙游》載：“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毕鄠髁凶拥蔑L仙之道，能駕風飛行。又據(jù)《晉書·許邁傳》記：“永和二年，邁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及改名玄，字遠游……玄自后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抱樸子·對俗》也說：“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庇纱丝梢�，御風而行、羽化成仙是道家最高的修煉境界和精神追求。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一方面懷抱著希望人生有所建樹但終遭不測、理想幻滅的儒家之志，另一方面又沉湎山水，感受風月，直至迷戀遠離紅塵、拋卻煩惱而御風成仙的道家之境，這種心系志向的入世思想和身臨山水的出世之道是蘇軾內(nèi)心深處儒道之間的首次對抗和碰撞。

 如果說首段中“誦明月之詩，歌竊窕之章”的儒家之旨是在賞玩山水時不經(jīng)意間流淌而出，表現(xiàn)得比較含蓄和潛隱，那么，“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則是作者融景生情、以歌見志的大膽而熱烈的表露。“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既寫出了作者對以“桂棹”和“蘭槳”為隱喻的美好事物和理想人格的熱戀和追求，也生動地再現(xiàn)了船在月光浮動的清波上逆流溯洄、艱難行進的場景，其實船之逆行又何嘗不是自己宦海沉浮、步履維艱的寫照和反映呢？“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既是一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和觀念的自喻，也是對古往今來圣君明主的指代性簡稱。屈原《離騷》中即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的凄涼悲嘆。正如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所言：“《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由此可知，“美人”在文中是有其特定比興對象和特殊的情感托寓的。當然，在諸多的“美人”中，當有耿介、正直的蘇軾朝思慕想的宋神宗在內(nèi)。據(jù)歷史記載，每逢神宗舉箸不食之時，必然是正在賞讀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其貶謫在外時，只要他的一首新作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嘆贊美之。這說明神宗是欣賞和欽佩蘇東坡的，而蘇子瞻也對這位少有壯志、勵精圖強的君主神交已久，此時身處困厄之境而心生對君王的眷戀之情是合乎情理的。接下來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把作者的思緒帶入了更為深廣的歷史長河，再一次激發(fā)了作者內(nèi)心潛藏已久的雄心大志。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雖為客之對語，其實正是作者巧用“主客問答，抑客伸主”之運思來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獨白。這獨白或許正是蘇東坡當時“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的人生處境的呻吟。盡管如此，“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酬酒臨江，橫槊賦詩”的曹孟德仍然是其仰慕和崇拜的精神偶像。其實，在蘇軾的內(nèi)心世界，有一種厚重而難以割舍的三國情結(jié)，從同樣寫于黃州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我們不難讀出他對意氣風發(fā)的周郎的頂禮膜拜。那“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偉氣象，那“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的少年得志和“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大將風范，都足以令蘇東坡嘆服和神往。一個是文韜武略、知人善用的英明的圣主，一個是君臣相傾，大展拳腳的幸運的臣子；一位是自己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青春坐標，一位是將來功成名就、流芳百世的成功范例，此二人都是作者心儀和渴慕的風流人物。能文能武的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年青有為的周郎也英年早逝，自己呢，已到“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的韻光，已淪為“朋黨之爭”的公敵。于是乎，“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人生短暫和自我渺小之嘆便充塞胸間，擴散開來。其實，這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世事無常的悲歌和“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的幻滅感古已有之，尤其在由士而仕這一艱途中跋涉的封建士子身上體現(xiàn)得更為鮮明，就連以豪放灑脫著稱的太白仙人也不由得發(fā)出了“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的悲嘆！正因為難以排遣這種經(jīng)典而永恒的內(nèi)心愁緒，作者最終只能再一次選擇“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的道家超脫成仙之路。這種懷揣儒家理想入世但最后又無奈地以道家精神消極遁世的儒道之間此消彼漲的思想沖突與裂變，正是“蘇子愀然”的真正根源。

    對于入世而不可得或入世后理想破滅的人生際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和對策，但往往選擇的是非此即彼、涇渭分明的生存方式：有人以沉淪者姿態(tài)游走哀號在“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幽僻山林，有人以崛起者形象昂首挺立在“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的洶涌漩渦。蘇軾卻以“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堅韌與曠達，為我們開辟了第三條道路：兼收并蓄，儒道并用。

    面對著“人生代代無究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水與月，蘇子對天長嘆：“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薄笆耪摺币痪浠�用了《論語》“子在川上”一章之意，后句則化用了《莊子·秋水》“消息盈盈，終則有始”。水雖東流長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斷；月雖有圓缺盈虛，周而復始，但月亮還是亙古未變的那個月亮。短暫與永恒是共生的，變與不變是相對的。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辯證法思想和莊子的“安時而處順”的人生哲學終于使作者通達和頓悟了：與其為生死、得失、榮辱、毀譽和名利所累，還不如高唱“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合一”的道家凱歌來追求無羈絆無條件的絕對精神自由，以自我舒解內(nèi)心苦悶。若如斯，我“又何羨乎”呢？“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在孔子“樂天知命”天命哲學觀的暗示和撫慰下，作者只能聽天由命，惟一能做的就是耳聽“江上之清風”，目遇“山間之明月”，這種有聲有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綠色自然資源，可隨心所欲盡情享用。此時，自然中的“無用”其實正是人生中的“大用”。老莊哲學中“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超然豁達的無功利境界是以儒家經(jīng)世致用的享受眼前的清風明月來助推和實現(xiàn)的。至此，儒家的笑對人生、把握今朝與道家的清靜虛無、退以養(yǎng)心以完美的對話而握手言歡�！翱拖捕�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則是儒道兩種思想和文化同生與共融的美妙結(jié)局。

    值得注意的是，儒與道的對立與妥協(xié)不僅表現(xiàn)在文章的局部章節(jié)，也貫穿于本賦之全篇；既有顯性的直寫，也有隱性的曲寫；不僅顯現(xiàn)于作者謫居黃州這一時期的作品中，也體現(xiàn)于其他時段的詩詞文賦中；不僅藝術(shù)地呈現(xiàn)于豪放真純的藝術(shù)作品中，也無奈地駐足于作者“寂寞沙洲冷”命途多舛的現(xiàn)實人生中。縱觀蘇軾的作品和人生，其實就是一部儒與道相互爭斗與和解的蕩氣回腸的歷史。